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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病的人多得要命，早上5点就去排队挂号，下午还在等着就诊。好不容易排到了吧，大夫一脸的不耐烦，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了，‘店大欺客’。”一位市民向记者反映，在北京的一些大医院看病实在太难了。
“听说药品现在实行集中招标采购了，可为什么看个病还这么贵呢？看个感冒就得花个三百五百的，谁看得起？”叶女士对看病贵颇有微词，她说，自己现在得了感冒等常见病经常不上医院，而是去药店买药吃。
“红包有时候不得不送。”市民周先生透露，前不久一位亲戚要动手术，是自己费了很大劲找人开后门才住进医院的，而且还给主刀医生送了红包。“大家都送你不送，大夫不好好给动手术怎么办？”
医院纷纷叫屈
就市民反映的问题，记者采访了京城几家大型医院的有关人士，他们都认为：由于最后是由医院直接面对患者，所以许多问题和矛盾都转嫁到了医院头上，医院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“骂名”。
“有的患者反映到医院看个感冒就要花500元钱，实际上医院就收了5元钱挂号费，顶多再开个化验单，也不用花几元钱，剩下的都是药费。”北京友谊医院的闫女士介绍说。
“患者反映医院开的药太贵，实际上药品经过中间环节层层加价，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很贵了。按照国家的物价规定，医院对药品的加价一般在10％~15％，最高不会超过15％。药贵并不是医院的问题，但这情况患者不了解。”北京朝阳医院的田淑琴女士透露。
此外，据医务人员反映，现在患者的要求普遍比以前高，看病都希望找最好的医院，他们对社区医院的水平和条件不满意，纷纷往大医院跑，而且很普通的病也要挂专家号，这使得京城的大型医院往往人满为患。
“病人总希望大夫能够给自己详细解释病情，可是一个大夫一上午要看20个病人，1小时要看5个病人，后面还有一大堆病人等着，哪有工夫给你详细解释呀？所以大夫的解释往往比较简单。而且，尤其是年轻大夫，上了夜班之后如果中午12点能回家，就算不错的了。还有急诊室的小护士，累极了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拿过加班费。”友谊医院的闫女士说，大夫也是人，也需要大家的理解，但媒体上却很少报道他们的苦衷。重要的是变革体制就如何彻底解决“看病难”问题，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，有关专家也发表了各自的观点。
“重要的是要变革体制。”有关资料显示，中国目前享受医疗保险的只有1亿多人，约占人口总数的1/10，绝大部分医疗开支是自费。自付医疗费用中，通过保险或类似保险方式支付的仅约4‰，超过95％是现金支付。“这种支付方式全无风险防范机制，也与医疗腐败屡禁不止密切相关，因此必须改革现行医疗保健体制。”
有关专家指出，当前医疗体系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医疗市场不规范，医生提供的服务不能按劳取酬，而且病人和医生直接金钱交易机会太多。
据了解，成为医生的门槛是比较高的，然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生相比较，中国医生的工资却很低。资料显示，医生在许多发达国家收入位居前三名，而中国却在10名以后。“必须承认医生的劳动价值，让医生的知识和技术值钱。”
“医德是行医的职业道德，是病人期望医生应有的操守。”有关专家还呼吁，医德应当是医学教育和医生培养的重要内容。
据介绍，在美国，医生的培养强度大、时间长、循序渐进，专业上的严格训练有体制保障。比如一个心脏专科医师，大学本科3~4年，医学院4年，内科住院医师3年，心脏专科起码再加3年。这10多年的系统培训，不但对医疗技术的提高有保证，也提供足够时间修炼一个人的医德。
专家们由此建议，应该考虑改进现行医德教育。“医学院招生要强化德行的考察；培训中发现有严重医德问题的，应当中止培训；医学院、住院医生和毕业后进修学习都要有一定医德方面的学分。对现任医生，可考虑通过继续医学教育课程进行医德教育。”(刘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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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南山：慎提“收入是硬道理”
在近日召开的2004年中国医院发展论坛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，现在很多地方对医院管理者的衡量标准往往简化为“收入就是硬道理”，而忽视了提高医疗质量、培养专业人才等长远大计。非典事件就暴露了这方面的一些严重问题。他警告说，如果现在不注意这些问题，将来会出现比非典更大的问题。
“非典暴露出我们医疗卫生管理系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引发了我们的思考。”钟南山表示，当前医院的发展面临很多困惑。一方面，国家的财政支持毕竟有限，医院的生存必须靠市场化运作来维持；但医疗卫生又是一个公益事业，讲究以人为本。这就存在着伦理和经济之间的矛盾。
与会专家表示，现行的医院管理人员往往是临床、管理双肩挑，缺乏医院管理职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培训，没有形成医院管理人员的职业化意识。目前，应该大力发展“管理职业化”，推动体制改革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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