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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纠正医疗服务领域中收受药品回扣、“红包”等不正之风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４月２８日，卫生部发布了《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纠正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，开展纠正医疗服务领域中收受“红包”、回扣等不正之风的专项治理。为此，本刊约请本报驻山东记者对医疗系统中普遍存在的“红包”、回扣问题进行了专门采访。
形形色色的“红包”、回扣
采访“红包”、回扣问题的确是一件难事，与医生交谈，人家讳莫如深；与病人沟通，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要保守秘密；在几家医院领导面前，一触及每年由于不上交“红包”、回扣而受处理的当事人有多少等问题，他们则闪烁其词。用业内人士的话说，就是：“人人心中有，个个口中无。”
这是记者亲眼看到的——“主刀１０００元，麻醉师４００元，对不？”一位农村妇女一边照顾刚刚做完手术的公公，一边向丈夫核实。“这不，手术刚做完，给了主刀２０００元。”看着儿子平安出了手术室，一位中年母亲长出了一口气，她擦了擦眼中的泪水，向记者伸出了两个手指。
当前，药品回扣作为医疗界“灰色收入”中最安全的一种，在部分医生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“红包”。谈到回扣问题，某三甲医院一位护士长介绍，“现在几乎每种药都有回扣，最少１０％，大多数是２０％。既然大夫开谁的药都可以拿回扣，当然是贵的药、回扣高的药受欢迎了。”她说，一些大夫看门诊时，抽屉里都有一个小本子，开了哪种药、开了多少盒，随时记录，月底到药房“对账”。还有的医药代表就坐在医生对面，帮助医生开方，随时累加回扣。这样下来，每个月初就成了这些医生的“第二个发薪日”，回扣自然也就成了“第二份薪水”，少则几千，多则上万。
一位外企的医药代表说，由于外国公司规定不准直接给医生钱，赞助医生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出国考察，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支付回扣的方式。还有一些医药代表，会为一些医生解决外出开会的相关费用，有的节假日还会为他们打点好休闲度假的费用。回扣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。
“红包”、回扣损害社会公信度
“红包”、回扣现象的蔓延，不但加重了患者负担，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，损害了社会公信度。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忠武说：“红包问题不及早解决，将会十分危险。”
“老百姓自然对红包不满意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它也损害了医生的切身利益，损害了医生的职业形象。”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许纯孝教授告诉记者。
一家医院的负责人说：“如果任凭‘红包’现象泛滥，一些高水平的医生就会在金钱的驱使下搞技术垄断，这将对医疗事业的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。”“一旦医生沉迷于靠回扣赚钱，那他的医术和名声也就完了。”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承远说。因为回扣损害的不仅只是一个医生的声誉，而是整个医疗界的形象。
“医院也是回扣的受害者”，山东省立医院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邵延彪说，回扣不仅让医院难查处，给医院的名声也带来不好的影响，更搅乱了医院的正常分配机制。他说，“一般情况下，医院每月给医生发５０００元奖金应该不算少了，但如果有回扣存在，有的医生一个月能拿１万，他怎么还会把奖金放在眼里，这样一来，医院的激励机制就显得苍白多了。”
“红包”、回扣风源在体制
医务人员收“红包”、拿回扣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？缘何屡禁不止？记者调查发现，以下几方面是此类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：
劳动价值难体现，巨大物质诱惑是助长“红包”、回扣的“催化剂”。某医院神经外科留学归来的主任医师马辉认为，现在我国医生的收入与其他工薪阶层相比虽然较高，但与实际付出还有一定差距。不少医生也认为，现在医院的检查费、药费普遍较高，但真正体现医生技术和劳务价值的诸如诊疗费、手术费等却比较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月近万元的回扣就产生了相当强烈的诱惑。
药品虚高定价，是产生“红包”、回扣现象的“源头”。记者认识的一位医药代表以复方丹参片为例，透露了药品回扣的“玄机”：“这种药成本才１元多，从药品批发市场进价是２．８元，到了医院药房售价就变成８．９元，这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给了这么多回扣还有钱赚了吧。”山东老百姓大药房总经理刘星武告诉记者，目前在药品流通领域大概有４０％左右的水分。在药店，这部分“水分”能部分或全部让利给消费者，因此药店的药价往往比国家最高零售限价低很多。而医院则不同，据圈内人士透露，医院药价中除国家规定的加价外，还得算上给医生的大约１０％至３０％的回扣，有的甚至更高，所以药价自然就高。业内人士因此认为，药品虚高定价给了回扣生存的空间，医生“吃”回扣又成为药价虚高的重要推动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医、药难分是催生回扣的“温床”。据某省有关部门统计，去年该省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７９元，住院要花２８９１元。这两项费用中，药费分别占了６０％和４７％，这说明，药费是决定医疗费用的最主要因素。老百姓常说看不起病，原因恐怕主要是药价昂贵。“如果医、药分家就好了。”这是采访中记者经常听到的话。
“人人喊打不好打”是“红包”、回扣得以产生的“祸根”。现在不少医院迫于自身管理的需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，纷纷建章立制，狠刹“红包”、回扣歪风。“但收红包、拿回扣是非常隐蔽的事情，只有患者、医药代表与大夫一对一地进行私下交易，即使产生怀疑也掌握不了真凭实据。”某省级医院一位领导同志说。
“为什么敢收？关键是收红包的风险太低，发现、查处的概率太小，红包对医生的诱惑力太大。”王忠武副教授说，一些医生在收红包时也进行“成本效益”分析：如果在１００个收“红包”者中只有１０个甚至更少人被发现，自然就会助长“不收白不收，收了还想收”的侥幸心理；如果有９０个以上被发现，肯定没有人敢收。
“医院治理‘红包’内部动力不足，甚至还有袒护的成分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收红包行为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。
狠刹“红包”、回扣之风，有没有良方
“病因”似乎已经找准，但是，如何为这一“顽症”开出“良方”？
记者认为，首先，要大力加强医风医德教育。当前正在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的纠风工作，尤为引人关注。卫生部发出《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纠正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后，山东、上海、辽宁、江苏等省市相继出台了“红包禁令”。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单位应该抓住时机，加大教育力度，大力提倡端正医风医德，使广大医务工作者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，杜绝收受“红包”及各种回扣、提成等不良行为，坚守正确的执医行为，廉洁行医。
其次，加大监督力度。据报载，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近日指出，对违规收受红包、回扣者，依法取消执业资格，要列入“黑名单”永不录用，并予以通报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不能再被录用；对送回扣的药品经销单位，取消其在各医疗机构的经营权。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参与监督，比如设立非政府的患者协会或病人联盟，这样的群众社团在医疗系统之外，独立协调处理医风投诉，并联系新闻媒体对违规违纪的医疗部门或“红包医生”给予公开曝光，监督医疗行政部门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。
再次，加大医疗行业管理和经营体制改革的力度。最根本的就是引入市场机制，尽快实现各类医疗机构经营的市场化。同时，鼓励更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以独资、合资等方式进入医疗服务行业，打破行业垄断，使所有医疗机构和药械产销企业公平竞争，让患者有更多选择医疗单位的余地。
四是实行政府采购制度，确保医药购销“阳光操作”。可以由纪检、检察机关和有关监督职能部门参与到招投标的有关环节，实施同步监督，确保招投标工作规范有序，依法进行，做到公开保公平，公平保公正，保证药械优质低价，从机制上铲除滋生“红包”、回扣的条件。
最后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、检察机关要积极介入医药行业违法违纪预防工作。同时要积极开展廉政教育活动。结合医疗卫生行业中的典型违纪案件，以案释法，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，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建议，达到办理一案、教育一片的效果。有关部门要同卫生医药行政机关密切配合，建立预防违法违纪和职务犯罪的社会网络，形成齐抓共管、上下联动的工作局面，从而有效地遏制医疗卫生行业中“红包”、回扣等不正之风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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